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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6 11:01 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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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确保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引导各地、各学校通过适度提供校内课后服务,来缓解家校之间的时间冲突。必须坚持共建共享,注重顶层设计,构建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国民待遇结构。

换句话说,城市发展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会议期间,与会专家考察了奥体博览城、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运河水上巴士、西湖综保工程等城市建设管理的先进经验。

  建设“法治杭州”,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社区三点半课堂”虽然快速发展,但是政府不能为了减轻学生在一个学校的课业压力,而再去建另外一所“学校”供学生们再学习。

  1.健全领导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在杭州市委、市政府重视下,杭州市局把“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列入“六五”普法规划中,要求通过创建“民主法治村(社区)”,深化“四民主两公开”,完善基层自治运行机制,引导群众依法开展自治实践,并明确责任单位和五年工作目标。中原经济区发展要提速,需要巨大的环境容量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现状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既要减少增量,又要消化存量,污染减排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村环保基础仍然十分脆弱;环境质量改善的难度持续增长。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继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后首次召开的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

  城市学的产生就是基于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

  (2)厢车直运模式移动放置、压缩集中、厢车对接、一次直送。健全依法决策。

  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同时加快推进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

  杭州规定已在杭落户的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城镇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入学政策,同时设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在杭就学补助”专项经费,并落实与居住证积分管理相挂钩的农民工子女入学和升学考试相关政策。提高全民素质,公众参与保护湿地休闲和娱乐是城市湿地主要的功能之一,城市居民对湿地的任意践踏、垃圾处理方式不当等,都会对湿地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7、有安全。

  打造综合环境:在综合环境优越、水电煤基础设施具备、主体单元建筑完好的基础上,利用原有设施布设内外交通网络和数据信息传输网络,规划建设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功能定位城市工业遗产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曾经长期在城市中负担重要的职能,每一件工业遗产的价值都不尽相同,应该针对不同建筑物、构筑物的特征,选取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等具有典型特征的因子进行价值评判,通过对工业遗产建筑物、构筑物的“有机更新”进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崇高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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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杭州市已把“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情况列入法治区、县(市)、城乡区域统筹(新农村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多项考核内容,党委政府重视和支持力度明显增强。


来源:澎湃新闻网

许多观察家都在惊呼“共和阵线”的裂痕,但这一趋势却其来有自。传统的政党已经无法抵御极右翼势力的侵蚀,而新的力量、机会和风险,则蕴含在这次大选的逻辑之中。

前天晚上,在巴黎,两名法国总统候选人进行了堪称是新世纪的“世纪之战”的辩论。在此前的法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格格不入、风格迥异、立场极端对立的总统候选人对决。正如一些政论记者所言,“法国两名候选人都各自是对方所否定的一切”。这场辩论以前进运动候选人埃曼纽尔·马克隆的完胜告终,但马克隆和勒庞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却不会随着这场辩论的终结而终结。尽管如此,这场辩论依然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可以载入历史书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导致了这场辩论,乃至于这背后的法国大选如此重要,又如此值得载入史册?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归到过去数十年间的政治变迁,和其逻辑变化在本次法国大选上的体现中。

2017年法国大选第一轮的结果堪称震动政坛。丑闻缠身的共和党候选人菲永和政绩不佳、选民离散的左翼社会党都没能凝聚法国人民对抗极右翼政客,折戟首轮,最终闯入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均非左右两大党的提名者。此后,违背第五共和国政治惯例的事情不断发生,虽然阿蒙和菲永的背书开启了共和阵线这一面对极右势力的传统联盟构建,但极左翼“不屈法国”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却一直拒绝背书中间派独立候选人马克隆,而法国崛起党首、戴高乐主义者杜邦-艾尼昂更是率领全党投靠马丽娜·勒庞。许多观察家都在惊呼“共和阵线”的裂痕,但这一趋势却其来有自。传统的政党已经无法抵御极右翼势力的侵蚀,而新的力量、机会和风险,则蕴含在这次大选的逻辑之中。

退却与摇摆:极右民粹主义对主流政党的侵蚀

冷战结束前,全世界的左右分野是相对明晰的。左翼力量以欧洲各国的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在更温的意义上也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为首,支持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支持对金融、医疗和教育等行业的管制,支持更多的国有经济份额,甚至寻求更极端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右翼则以保守党国际为首,秉持小政府和亲市场经济,否认管制和国家干涉的意义,且在社会、民权等议题上更倾向于保守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虽然欧美各国国情不同,各左、右翼主流政党也立场不一,但这样的划分一直是主要的谱线。

然而,苏联的解体使得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的信誉面临危机,新的经济学发展也进一步确认了市场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考虑作为意识形态说教而非真正研究成果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宣传,现代经济学已经重叠了大量的共识。所有尊重研究结果的政府都必须承认市场竞争在大部分领域对于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有效率的管制很可能是不能避免的。而社会福利问题由于已经不涉及到全盘经济体制上的矛盾,相关的政策讨论已经趋于规范化。讨论的命题不再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各领域的基本福利是否应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被保障。例如在医疗领域,问题就成为了“是否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以及“什么样的医疗保障体系能最有效率地满足目标。”

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共识的重叠以及行政政策更加技术化、精细化的演变或许是1990年代政党靠向中间的原因。1970年代各国的“滞涨”和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主义式的去管制造成的经济阵痛后,左有新工党,右有“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经济领域的交锋相比之前的整个二十世纪显得偃旗息鼓,文化、科技、社会议题成为了左右交锋的重点.虽然一些新左派将这种变化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实例,但不得不承认,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学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讨论,和一味宣扬去管制、削减福利的意识形态说教完全不同。激进右派的鼓吹手们宣扬福利是何等冗余、何等低效而必须被取缔,殊不知右派推崇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完全支持更有效率的福利——诸如全民基本工资。

然而,这种共识的重叠仅仅是在选举情形和历史变迁面前,主流政党在各自政治价值观谱系上做出的温和化改变而已。许多政党并没有真正采用上述的逻辑来思考政策议题,温和化只是选举策略,主流政党并没有真正将自己视为一个崭新的、在基础的实证性问题上获得共识的体系,因此也就无法将各自党派中的激进分子排除出去。这样的隐患使得左右主流政党在面对科技发展、气候变化、文化开放、全球化等新问题时,并没有能够发展出真正符合实际的自洽政策,从而在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进攻中节节败退。

在这些问题中,全球化是撕裂传统左右阵营的关键议题。面对世界的开放、国族的逐步淡化和文化与社会的包容,极右翼民粹主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资本和人口上同时拒绝流动,诉诸国族认同,诉诸保护主义,并试图以此实现某种对主流民族中下层的回馈和福利,而不顾整体的经济结构限制。因此,民粹主义者反对新技术的运用(这可能导致失业),反对与全球变暖的对抗,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面前选择转向过去。

政治逻辑同样根植于过去的左右翼传统政党,在面对民粹主义者取悦民众的政策进攻时,不得不步步后退。有人相信激进的左翼能够战胜这样的民粹主义,但是支持人口流动、在移民问题上选择开放的激进左翼却往往在资本流动的问题上选择保守,同时也决心限制新技术对就业的妨碍,阿蒙要对机器人征税,而梅朗雄则干脆直接宣布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为偶像,更是决心限制资本流动,甚至因此要脱离欧盟。也有人相信更加稳健的右翼政治家能团结剩下的政治光谱而战胜极右翼民粹主义,但在移民问题上持怀疑立场、支持资本流动而拒斥人口流动,同时因为意识形态偏见而否认全球变暖(当然,持这一立场的多为美国右派),对民权和社会自由议题上的开放持怀疑态度的菲永们,又如何能够真正把自己和勒庞区分开来?当极右翼民粹主义者收纳了传统左翼逻辑的经济政策叙事和传统右翼的社会政策叙事,并采用技术性手段,将其部分调和、部分极端化后,继承了旧时代的意识形态遗产的传统左右政党,又该如何抵制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侵蚀?

所以,在去年美国的选举中,“温和派共和党”最终被特朗普绑架,而极端左派力量在民主党内崛起,美国离全球化和稳健的经济政策渐行渐远;所以,在法国大选中,丑闻缠身、政策逐渐“特朗普化”、甚至连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敢支持的菲永发现自己身后几乎构筑不起来稳固的共和阵线,激进的左翼选民宁可选择了乔装打扮一番的勒庞;而梅朗雄和勒庞的极端对决也一度成为可能。如果说2002年老勒庞惊人的崛起可以在传统左右政党体系下被抵制的话,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在面对现实时的矛盾和裂痕逐渐增加,随着极右翼民粹主义领袖越来越擅长乔装打扮自己,共和阵线的破裂并非难以预期。但正所谓“不破不立”,共和阵线的危机也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提供了新的机遇。

“极右翼民粹主义”还是“封闭保守民粹主义”?

当我们讨论左右时,传统上把勒庞这样的民粹主义者称为“极右翼民粹主义者”(far-right populist)。但是,一个极端支持自由市场、最小化政府、去管制和去福利的政客,和在经济上提倡保护主义的勒庞,究竟谁更适合被称为经济光谱上的“极右”呢?考察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福利主义倾向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勒庞和梅朗雄的政策有着更大的亲和力,以至于“法国的撒切尔”菲永公开指责勒庞也是一个“隐藏的左派”。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面对勒庞,尤其是让-玛丽·勒庞这样带有法西斯色彩的排外民粹分子时,称呼其为极右是因为他们社会保守、种族歧视的立场,与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非常类似。他们否认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宣扬一场民粹的、排外的运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忽视对人权的强调。他们把攻击一个社会群体当作解决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似乎解决了这个群体,一切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

在全球化成为重要议题的当今时代,勒庞代表的这种极右翼民粹主义和某些类型的极左反资本主义运动采用了非常类似的叙事——他们指责跨国资本家(极右翼还要增加对异族的指责)损害了本国民众的福利和生活质量。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封闭保守的、反动的民粹主义”。

本质上,这样一种划分抓住了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我们是要接受开放的社会和全球化的未来,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其他的传统左、右逻辑中,往往在这一命题上有一定的重叠。比如说,传统的右翼戴高乐主义者可能拒斥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接受一个全球化的未来,而一个激进的左翼政治家则可能愿意接受开放的社会,但拒绝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按照法国媒体人的一个总结,在本次大选中,勒庞选择了国族的身份认同和保护的经济政策,梅朗雄在保护的经济政策上、菲永在国族的身份认同上,和勒庞产生了重叠,而在另一个领域分别选择了普世的身份认同和市场的经济政策。

跳出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将勒庞的民粹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新的政治轴线的一端,可以更好地理解共和阵线的虚弱和传统政党的困境。菲永的共和党和梅朗雄的不屈法国都不能真正全部拒斥勒庞的政策中危险的部分,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接受了一种带有反智色彩的叙事。

这种叙事就是将复杂的社会政策议题重叠在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上,似乎打倒了某一个群体,问题就将被最终解决。于是,不顾僵硬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不顾全球化对国家在商品选择、技术进步、物价下降等方面带来的便利、不顾移民对法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不顾普世身份认同和开放社会在1990年代以后带来的进步,勒庞宣称,一切问题的症结是两群人导致的:贪婪的跨国金融资本家和跨国集团,以及像虫豸一般涌入法国的外国移民和败坏法国文化与国族认同的外来人口。勒庞利用人们在认知上倾向于简单化解释的弱点,把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赖在了两个群体的身上,并且试图说服民众相信她的叙事。左翼和右翼不能根本上拒斥勒庞的威胁,就在于某种程度上,强硬右派的菲永接受了替罪羊叙事的后半部分,而激进左翼的梅朗雄接受了其中的前半部分。

这种暧昧的关系使得勒庞的封闭保守民粹主义长驱直入,这是这种民粹主义形态在欧洲兴盛的缩影。传统政党在阻止这样的灾难时显得似乎力不从心。然而,马克隆和他的新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崛起,似乎为解决这一难题,打破传统的左右分野,塑造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代下的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新进步主义”的机会与隐忧

在传统政党无力对抗这一新型民粹主义的侵蚀时,在其对立面,新的政治力量也在崛起。有良好的哲学基础、成熟的金融业务经验、具有提出法案并在议会协调立法的能力、年轻而富有克里斯马的独立候选人埃曼纽尔·马克隆拒绝依托任何传统党派,而宣布成立了自己的竞选运动,En Marche(前进)。这一名称本身,就隐喻了马克隆要开启的新时代。

马克隆在竞选中屡屡声称,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又很难将他视作传统意义上的中间派。曾经的中间派是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杂糅和妥协,而马克隆的策略甚至超出了取左右之长这一范畴,而是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如今新的政治分野:进步主义-保守反动主义,并且在规范(应然)层面上确认了具有进步性的价值:普世的身份认同、开放社会、环保、平权、基本的福利保障、全球化、支持一体化的地区联盟(欧盟)、重视科技,等等。与此同时,马克隆把发展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操作放在一个技术性的层面上,从而尽可能寻求一个内在逻辑一致、在保证上述规范性价值的前提下可以实施的政纲。

所以,马克隆一面要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一面又要设计新的普遍的、高效的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要减税促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积分制的养老保险制度避免无意义的资源浪费;一方面坚决支持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改良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来避免其中的效率损失。马克隆不会在某一领域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因为他的新进步主义价值是立足于如今的世界发展现状,和对高科技、全球化的时代带有乐观期许的基础上,他的规范性价值尽可能保持着融贯和自洽,而不厚此薄彼。如果一定要说马克隆在寻求某种调和,那也是在非常基础的规范性层面上的:正如马克隆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希望一些自由,一些平等,并将其凝聚在法兰西的第三个价值——博爱之中”。

本质上,马克隆的新进步主义中带有着某种对人类理性的乐观精神。马克隆归根结底还是相信,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和开放的社会是有利于所有人的,在他设立的进步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下,这个世界是可以尽可能被优化的。马克隆既小心翼翼但又大胆的对一些领域寻求系统化的改良,正是因为他希望成体系地在规范价值的约束下去优化这个世界。诚然,对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导致了二十世纪初的悲剧,但那却未必是理性本身的错误,而很可能是理性被错误地使用了——极权主义者把理性强加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向他们许诺此世的乌托邦。可是,如果在某些不可被侵犯的规范性价值(比如民主制度、基本的个人权利、开放社会和包容性文化)的基础上,努力用理性寻求一种更优化,并将之建立在充分的公共讨论之基础上(马克隆的团队曾经遍访法国寻求民间的共识和期望),这也许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法兰克福学派领袖、一代左翼大师哈贝马斯在采访中对马克隆表达了赞赏的态度,也许正是和他重视公共领域的重建和坚决捍卫理性的观点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真正能为如今的政坛带来一股新鲜气象的是马克隆的新进步主义所重视的规范性价值。开放的社会、全球化、普世的身份认同、包容性的文化、尊重和支持新技术、注重环保……这是一组面向未来的价值观。勒庞告诉人们,解决掉两个惹人讨厌的群体,就可以回到过去的辉煌,而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传统政党也多少怀有着对过去的某些眷恋。而马克隆的政纲实际上宣称了,在世界已经如斯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勒庞和马克隆终于构成了新的政治两级,他们的一切价值观都几乎格格不入,这样的对立是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是包容文化与国族文化,是普世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全球化对保护主义,是扩大欧盟对离开欧盟。许多人将这样的对立总结为开放对封闭,但笔者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却是未来对过去:马克隆面向未来,勒庞回望往昔。这正应了马克隆的竞选运动的名字:前进。

正是因此,笔者称呼马克隆的立场为“新进步主义”。这一纲领的横空出世改善了传统左右政党划分在新时代面临的困难,从而为对抗保守反动的民族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但必须意识到的是,马克隆的行为也意味着风险。传统的左右政治中,当任何一方失败时,人们还可以选择另一方,而不是选择勒庞的民粹主义。但在新的政治分野下,马克隆和勒庞并列为政治轴线的两极。如果马克隆执政失败,法国选民将自然地倒向对立面的勒庞,而新进步主义的阵营将因此失去信誉。

当然,笔者依然坚定地相信,如果成为总统,马克隆能够展现他团结立法机构、推动政策的能力,而他在经济方面的政纲更是得到了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一旦实施,将可以很快改善法国的经济困境。更何况,马克隆绝非是有些人心中夸夸其谈的小鲜肉型候选人。他可以在面对法国实权在握的市长们因反对他裁剪经费的改革而嘘他时冷静地指出法国公共财政面临的困难,并要求市长们面对现实;他在表态时从来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便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殖民反人类罪的争议言论而民调下跌,马克隆也只是希望大家关注具体的议题,而没有真正就这一言论道歉,从而坚守了自己的原则;当他在自己家乡破败的工厂被愤怒的工人们围攻的时候,马克隆耐心地与厌恶自己的工人们讨论了近一个小时,最终让工人们冷静了下来,甚至表达了友善的态度——而在整个过程中,马克隆坚持拒绝空口承诺一些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不只是一个帅气的候选人和他的克里斯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德性。

无论如何,5月7日法国的第二轮选举都很可能决定法国、欧盟未来的命运。笔者个人仍无比期望看到一个马克隆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并希望他的改革能成功地被推行。毕竟,相对于回到那个已经被幻化乃至于显得美好的过去,一个可以被创造的未来更值得期待。笔者相信,马克隆的新进步主义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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